“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1937年10月的无锡，虽然已是初秋，但仍然是一片青山绿水、风光旖旎的江南风景。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站在烟波浩淼的太湖之畔，久久不语。在他的身后，是无锡国专的全体师生。他们注视着这位老者坚毅的背影，似乎在等着他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也许，师生们并不知道，他们将在这位年逾古稀老者的带领下，辗转三千余公里，历时八年，开始一场无比艰辛的南迁。这位老者就是唐文治，时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珍藏在江苏省太仓市档案馆的唐文治名人全宗，真实地纪录了这段可歌可泣、令人感佩的历史。  

　　唐文治（1865—1954），字颖侯，号蔚芝，晚号茹经。原籍江苏太仓，1912年定居无锡，别署菇经堂主，近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他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时代，先仕后教，先工后文，颇具传奇色彩。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后改名为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等，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监督（校长）,交大礼堂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文治堂”。民国九年，创办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桃李门墙,遍及国内外。

   >>>>从仕途到杏坛

　　唐文治一开始走的是中国传统文人“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他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十月十六日生于江苏太仓，自幼从父攻读经书，16 岁入州学，师从太仓理学家王紫翔，潜心研读性理之学及古文辞。18 岁中举，21 岁进江阴南菁书院，受业于东南经学大师黄元同和王先谦的门下，从事训诂之学。光绪十八年 (1892年)春，唐文治考中进士，任户部江西司主事，开始走上仕途，先后在清政府外务部、商部任职。

　　唐文治在他十多年的仕途生涯中，经历了甲午战争和侵华，激发了他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他认为战事的惨败，在于官吏“因循玩贪”，多次奏请清廷整饬政纪，终无结果。在此期间，唐文治曾两次随使出访考察日本及英、法、美等国，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对素怀兴邦强国之志的他具有很大吸引力。他将所见所闻写在12卷《英轺日记》中，使闭关锁国中的国人大开眼界。他认为日本的后出现了中兴时期，是学习英、德的结果。他考察的教育之后，非常赞赏牛津大学，认为“名儒名相都出其中”。这也启发了唐文治之后退出仕途，从事教育，期望能像牛津大学那样，培养出一批出色人才，发展实业，振兴中国。八国联军明治维新英国

　　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 )秋，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唐文治以农工商部左侍郎署理尚书。不久，因母丧回籍。唐文治从此脱离仕途，致力于教育事业，将寻求民族独立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的身上。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唐文治就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在校任职 14 年，精心擘划，成绩卓著。

　　唐文治的办学思想是“尚实”，他常常勉励学生，要以“求实学、务实业为鹄的”，“造就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的专门人才。唐文治深知学习西方科技必须掌握外语，“方能窥其精奥”，次年又设立西文科，让学生补习英、德、法和拉丁文，并成立英文大会。同时，重视体育也是他办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份。他认为，体育“不仅足以发展学生之体力，并足以引起热心，增进智能”。唐文治亲自主管体育，悉心提倡。当时，开展项目之多，各运动队水平之高，居上海各大学之首位，名扬海内。

　　他重视国文教学，针对当时教育界有些人强调“西学”而轻视国文的偏向，增设国文科，并成立了国文研究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唐文治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受到无情冲击，觉得“科学之进步尚不可知，而先淘汰本国之文化，深可痛也”，于是他萌生了由“振兴实业”转为“修道立教”的想法。这是他于1920年辞去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校长职务，不久担任无锡国学专修馆馆长的重要原因。

　　1920 年，唐文治以目疾日深、学风不靖为由，辞去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校长职务，回无锡前西溪寓所休养。是年夏，应学生高阳之请，唐文治担任私立无锡中学校长。年底，唐文治又应聘担任无锡国学专修馆 (1927年先后改名为无锡国文大学、无锡国学专门学院，1930年定名为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 馆长。这时他已双目失明，仍亲自授课。唐文治朗诵古文，抑扬顿挫，时称“唐调” ，并录制唱片。在教学上，他提出“厚植基础，博览专精”的原则，主张教古籍原书，使学生能掌握古典文献的基本知识。在学习方法上，他强调学生自学，学校一天只上四节课，其余时间让学生各就自己的爱好进行自学。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唐文治就极力倡导“人道救国”、“人伦救国”、“人格救国”和“人心救国”。为了救亡图存，他加入国难救济会，积极投身到汹涌的抗日洪流之中。他曾将校外学生宿舍改建成难民收容所，并出资供养难民。对于教育事业，他提出了“明耻教战，振兴中国”的立教方针，并在学校膳堂悬挂“膳堂铭”，上书“世界龙战，我惧沦亡，卧薪尝胆，每饭不忘”，号召全体师生效法越王勾践不忘国耻，誓必复仇。同时，在教学内容上，唐文治加强了军事训练和国术训练，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振奋他们的爱国精神。

  >>>>漫漫南迁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淞沪抗战随即于8月13日开始。对日本侵华早有认识的唐文治认为，“此次战事非‘九一八’可比，无锡恐亦不免”。他早早就托人在无锡南门外的王祥巷找到一处房屋，作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预备教学地点。正如唐文治所料，10月6日日军飞机开始轰炸无锡火车站一带，百姓伤亡惨重。7日一早，唐文治宣布迁校。经过一天的准备，8日一早唐文治带领大部分师生来到王祥巷继续上课，教务主任冯振心和部分教师留校善后。

　　就在国专师生到王祥巷继续上课不满一个月的时候，日军飞机轰炸了离学校不远的周泾巷。到11月中旬，日机每日盘旋轰炸三四次之多。当时国专有学生散居在学校附近的农民家中，上课十分不安全。湖南籍教师陈鼎忠从长沙给唐文治来信，建议学校搬迁到长沙。从无锡到长沙要一千多公里，在战火纷飞中带领全校师生长途跋涉并不是一件易事。但是为了能使国专的教学工作继续进行下去，继续践行自己“明耻教战”的爱国理想，唐文治毅然决定进行内迁。经过周密的准备，唐文治带领国专师生于11月14日晚17时许，乘着雇来的几艘小船，离开了无锡。

　　这次从无锡迁往长沙的路程，可谓十分艰辛。国专的师生从无锡出发后，途经常州、丹阳，17日午后抵镇江。留校善后的冯振心在14日半夜率领其余师生从无锡乘小船，于17日晚赶至镇江。两支避难队伍会合后，于19日同乘英轮“德和”号溯江而上。21日晚过芜湖，22日晚过九江，至24日黎明抵汉口。在汉口休整数日后，即于29日午后渡江至武昌，换乘车辆，至30日傍晚时分抵达长沙。此行一路辛苦劳累，对于一个年已73岁高龄的盲人来说，实在是殊为不易。唐文治在《王君慧言家传》中描述了一路上惊心动魄的情景：

　　……余雇小艇四，与眷属、生徒蜷伏其中。道出武进、丹阳，飞鸟（按：指日军飞机）之音，照明之弹，吾民号哭流离之状，震耳、刿目、怵心。抵京口，寓大华旅馆。登英公司德和轮船溯江而上，山哀浪咽，离愁万端。过芜湖夜，忽舟中人惊，相语曰：“铁鸟在樯上回旋矣！”于是灯火尽熄，数时始去。抵长沙未旬日，忽同人竞相告曰：京口之大华、英公司之德和俱被炸矣，死者二千余人。闻之惶骇。

　　由于旅途劳累，唐文治到达长沙后就患上了感冒，只得在仓促间带领无锡国专师生在长沙黄泥街找到房屋暂居。唐文治在1937年12月11日《呈报迁校长沙借定校址上课请赐备案由》中说：

　……兹已借定长沙城内黄泥街友于里四十八号为临时校舍，照常上课。现第一批同来学生有二十余人，其在战区中固属艰苦万分；即不在战区中者，患难相共，依依不舍，而求学之志，磨练愈坚。惟受兹重大影响，诸生学业自应设法补救。谨遵照部令，将寒假、年假假期一律酌量缩短，以重学业，而免旷废，冀仰副钧部作育人才之至意……

　　后来在学生谭介甫的帮助之下，在湘乡铜钿湾找到房屋。1938年1月19日傍晚，师生们又登船迁往湘乡铜钿湾。25日午后2时到达，此时的唐文治已经十分疲惫，“形神几若相离矣。”尽管如此，唐文治依然坚持为学生们上课，在农历正月初二还为学生们讲授《格物定论》。

　　还没等无锡国专的师生们在长沙站稳脚跟，日军又大举进攻，对湖北、湖南形成夹击之势。正当唐文治为师生的安危寝食难安的时候，他的长媳俞庆棠从桂林发来书信，带来一个解救国专师生于水火的好消息。信中说，广西省府主席黄旭初邀请唐文治先生率领全校师生迁往桂林，并表示将派汽车前往衡阳迎接。看完来信后，唐文治当即决定将学校迁往桂林。全校师生于1938年2月17日早晨启程赶赴衡阳。

　　由于交通阻塞，一路上师生渐渐走散。行至湖南株洲，与唐文治同行的只有教师陆景周、工友高福与学生袁步祺、沈令生、虞念祖、奚干城等数人而已。正值隆冬严寒，唐校长于旷野中命学生席地而坐歇息，自己则朗诵起了《诗经·何草不黄》中“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老人声泪俱下，听者莫不动容。

　　17日傍晚6时半抵达衡，稍作休整，转赴桂林。无锡国专先后以桂林正阳街17号、环湖路18号作为校址，于1938年2月26日上课。于是，在广西桂林一带的无锡国专自此有了“桂校”之称。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说：原本同在无锡的国专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两校又在广西相会，教授互相兼课，部分学生互相借读” 。

  >>>>国专在桂林的坎坷发展

　　无锡国专在桂林期间，筚路蓝缕，艰辛办学。在“明耻教战”这一爱国宗旨的指引下，国专全体师生在桂林的八年间，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求生存、求发展。尽管在桂期间历经五迁，他们始终将“明耻教战”这一精神贯穿始终。

　　由于长期长途跋涉，加上水土不服，唐文治的身体情况每况日下。在6月25日毕业考试之后，唐文治呈请教育部请假回沪，并指定冯振心代行校长职务。1938年6月26日和27日两天，唐文治主持召开离桂返沪前的最后一次校务会议，对自己离开后的各项事宜做出了详细的安排。在6月28日，唐文治与国专的师生依依惜别，踏上了回上海的旅程。1939 年春，唐文治在租界创办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分校（沪校）。1941 年，上海租界为日伪占领，国专分校改为国学专修馆，以避免向日伪登记。日伪曾派人劝说唐文治出任伪职，遭严词拒绝。

　　在送别老校长唐文治后，国专师生在代理校长冯振心的带领下，牢记唐文治“明耻教战”的教诲，开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学习岁月。是年9月，学校正式开学后，招收了一批当地的新生，同时加上从各地赶来复学的学生，在校学生达到60余人。随着抗战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广州、武汉相继落入日寇的魔爪，桂林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在这种情况下，冯振心下决心将学校迁往自己的老家——广西北流县山围村。

　　学校迁到山围村后，师生们租借当地的一个小农庄作为校舍，稍加修葺后就开始上课。当时学校里只有教师冯振心、钱仲联、蒋石渠等人以及学生40余人。在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国专第18届的毕业生顺利毕业，并在广西省教育厅的安排下顺利就业。1939年2月春节过后，学校又招收男女新生30余名。加上陆续返校学习的学生，到春学期开学的时候，注册学生达到70人左右。在这种条件下，校舍已经不够使用，冯振心又做出了迁校萝村的决定。

　　1939年暑期，国专搬到了山清水秀的萝村。学校搬来后，租借当地的陈氏宗祠作为教室，另外租了数间民房当做老师和学生的宿舍。就在这个远离尘嚣的小山村，国专不断发展壮大，学生逐渐增加到200余人，各项教学工作也稳步开展。对于当时国专的教学情况，我们可以从当时国民党教育官员的评价中管窥一二。1939年1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参事寿椿视察国专后，曾这样说道：

　　该校精神方面，足称若千，但物资方面太觉貧乏，一切设备，均因陋就简，假若所研究者非为国学，决难成一学校局面。而全校师生尚能维糸于精神上之满足，孳孳讲学，惟日弗足者，未始非寝馈国学，究易服膺前哲遗训有以致之。中国文化之伟大，于此又可获一显证。

　　随着抗战的进一步开展，战争进入了僵持状态。考虑到学校地处偏僻，在生活供应、医药补给、外界交通等方面十分不便，不利于学校的进一步发展，冯振心决定将学校迁回桂林。

　　为了做好迁校及今后学校事业发展的准备工作，在著名学者梁漱溟帮助下，冯振心利用和梁漱溟等人的社交关系，组成了国专在桂林的校董会。参加董事会的有李济深、李任仁、黄绍竑、刘侯武以及梁漱溟等人，并由董事长李济深发起向社会募捐筹款。同时，学校通过申请和疏通，获得广西省府拨款1万元，广西银行及广西合作金库也伸出援手为国专在穿山建校提供贷款。于是，桂校于1941年春，在穿山择地300亩开始以容纳500人的规模营造校舍。

　　1941年7月，新校园顺利落成，迎来了在大山深处的国专师生。在之后的3年里，国专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至1944年，在校学生达300余人，分为10个班级。同时，还聘请了梁漱溟、吴世昌、向培良、阎宗临、蒋庭荣等近20人来校授课或兼课。

　　正当国专的各项教育工作蒸蒸日上的时候，1944年8月，日寇又将战火燃到了衡阳。国专师生被迫再次转移。由于大部分本地学生回到本籍，仅有少部分学生转移到了蒙山。到达蒙山时，整个学校仅剩下教师8人，学生30余人。但是师生们谨记唐文治“明耻教战”的教诲，一到蒙山就组织复课。

　　1944年12月10日，日寇逼近蒙山，学校又面临转迁的窘境。学校师生分成两路进行转移。直到1945年3月，两路师生才重新在山围村汇合，从此一直在山围村坚持教学，直到返回无锡。1946年6月抗战胜利后，桂校师生历经辗转，终于返回无锡。至是，国专南迁的师生们在阔别整整8年之后，终于回到当时已82岁的老校长唐文治身旁。

　　无锡国专复校后，上海分校继续开办，均由唐文治主持校务。1949年上海解放之初，唐文治受到上海市长陈毅的接见。9月，经苏南行政公署批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改名为“中国文学院”，设文学、史学、哲学3系，由唐文治任院长。自是，无锡国专临近“而立之年”进入人民教育事业的行列。

　　1954年4月9日 ，唐文治病逝于上海，终年89岁，著有《茹经堂文集》等。 纵观唐文治一生，他是一位视野开阔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既正直爱国、严谨务实，又开明开放、革新进步。唐文治执掌的无锡国专在顺应世界潮流、努力跟近代教育体制接轨的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始终继承了中国传统书院的精神。无锡国专培养的学生数量并不多，却保持了很高的成才率，30余年中培养出了一大批文史研究、国学教育等领域的优秀人才，在当时名闻海内。抗战初期，中国有大量高校内迁，无锡国专是其中一所规模不大的私立专科学校，但是唐文治率领的无锡国专师生所表现出的坚毅卓绝的精神，却是震撼人心。战火中无锡国专内迁，对于保存这所培养中华传统文化方面人才的名校，有着重要意义。

    撰稿人：王敏红　池景彦　徐立刚

    王敏红，女，太仓市档案局征集编研科科长，唐文治家族档案研究专家；

    池景彦，男，太仓市档案局征集编研科科员，文学硕士；

    徐立刚，男，江苏省档案局研究馆员，江苏省中国近现代史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