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开展传统村落档案利用是传统村落档案建构的终极目的。目前传统村落档案社会化利用的主要方式有档案编研、村史编修、乡村记忆展演。其面临的困境主要是档案编研主体和成果类型单一，影响面窄；村史编修覆盖面和多样性不足；乡村记忆展演形式同质化、展演内容浅表化、展演场所空洞化问题突出。其突破路径如下：开展大协同、大格局和全媒体开发的档案编研新探索；以村史编修促乡土文化复兴，将其作为传统村落档案利用的主阵地；乡村记忆展演形式力求生动，内容力求独特，深度力求拓展，场所力避空洞。

【关键词】传统村落；传统村落档案；档案编研；村史编修；乡村记忆展演

【分类号】G273

建构传统村落档案是对传统村落文化的系统化抢救和存储，在这一过程中，立足于当下语境，对档案中蕴含的传统村落文化信息进行提取、组织和再现显得至关重要。传统村落档案中蕴藏着丰富的村落原生态文化和历史价值，对构建独特的乡土记忆，增强村民集体认同，建构基于地域、族群等的共同体社群，活态化传承农耕文明具有重要意义。档案价值因解释与想象而被激活，而如何将这种基于档案的解释和想象富有创意地传达给公众，促进传统村落档案社会化利用，是目前传统村落档案利用工作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所谓传统村落档案社会化利用，是指利用主体通过某种途径查找、利用传统村落档案信息，满足其利用需求，使得传统村落档案的价值得以实现的行为，其中，社会化强调了传统村落档案的价值在利用过程中逐渐与社会需求相融的过程。与其他类型档案资源相较，传统村落档案存在目前可供开发利用的成熟资源体量不大等问题，其宗旨

在于记录、传承和传播村落文化，因而除在社会广泛营造乡愁氛围外，面向的最大、最重要的利用主体应该是村民，故而目前传统村落档案除在行政系统内支撑传统村落保护相关活动并为学术研究提供基础材料外，主要的社会化利用方式仍是档案编研、村史编修、乡村记忆展演和开展乡土教育，线上线下均可进行。相对而言，利用传统村落档案开展乡土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其利用规模和影响力不及前三种方式。由于篇幅有限，文章主要对利用传统村落档案材料开展档案编研、村史编修、乡村记忆展演展开研讨，致力于归纳当前利用工作中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突破路径，为传统村落档案社会化利用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助力乡村振兴。

1 传统村落档案社会化利用的主要方式

1.1 档案编研

档案编研是当前包括传统村落档案在内的大多数档案的主要开发利用方式之一。编研建立在对档案材料深度分析和梳理基础上，极大地保留了档案的原始性和有机联系。目前，传统村落档案编研主体以政府职能部门、学术精英、传统村落文化爱好者为主要力量，编研成果以纸质出版物为主。较具代表性的编研成果有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编撰的《贵州传统村落》（共两册）、冯骥才先生主编的《二十个古村落的家底：中国传统村落档案优选》（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 年）以及《中国传统村落图典》（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除上述较为综合的档案编研成品外，汇聚单个村落自然景观、历史人文、民情民俗等的出版物数量较大，此处不再一一列举。总体而言，这些关于传统村落的出版物有的选取大量传统村落历史文书、实物档案、村落地理、生产、人口、经济等数据，翔实描述了村落风貌，更具档案汇编色彩；有的则在运用档案材料的基础上，更多地增添体悟、抒情等感情成分，意向描绘较明显，文学性、抒情性更为突出。

1.2 村史编修

从严格意义上讲，村史编修属广义的档案编研活动，似不应与档案编研并列阐述，但当下村史编修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部分文化自治式的村史编修活动与传统意义上的档案编研在档案材料来源、体例、内容甚至话语风格等方面差异都比较大，故此处将其单列出来研究。

村史是记录乡村历史的原味档案。由于广袤乡村的基层性和长期的自治性质，长期以来，官方编史修志的正统文化活动几乎从来不涉及莽莽田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村落实体日渐衰败，农村千百年来形成的社会情感纽带和生活文化传统正面临断裂的可能，因此当前不少村庄十分重视关于村史与个人生活史的记述，体现出自下而上的文化自觉精神。在文化昌明且经济实力雄厚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村史编写蔚然成风。如浙江宁波的村史编修已成热潮，先后出版过《史家码村史》《江六村史》《中国进士第一村：走马塘》《藕池村史》等史志书籍。上述地区乡村经济稳步发展，村落面貌欣欣向荣，无衰败消逝之风险，也无抢救之需要且村民爱乡守土之情结浓厚，似乎通过修村史来凝聚人心、强化认同的诉求还不是特别强烈。反观西部地区，经济落后，空村现象严重，不少村落处于濒临消失的边缘，村落历史亟须被保存记录。如位于四川丹巴的古村落莫斯卡，村里人喜欢用石头建房屋，人人会跳藏戏，会唱《格萨尔王传》，村落中央的金龙寺内存两百多年历史的格萨尔王石刻，

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科研价值，但由于濒临消亡，莫斯卡村落的文化历史急需被记录。为一个村落留史存照的文化实践虽然在个别西部地区尤其在西部民族地区有所探索，但总体数量极少，影响力也极为有限。

1.3 乡村记忆展演

如果说乡村记忆中的“记”靠档案来记录和承载，那么“忆”则要通过与档案的亲密接触来触发。乡村记忆展演是目前档案对受众在场进行乡村记忆叙述和传递的直接方式，它不仅将积淀于档案中的文化传统、地方性知识、经验等记忆内容不断激活与提取，推开历史的厚重之门，再现一方热土的前世今生，而且使受众沉浸体验于展演场所，领略农耕文明的艰辛与伟大、民族风情的烂漫与奇异、乡土文化的质朴与充盈。目前传统村落乡村记忆展演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

一是脱离村域环境，将村落档案文化元素提取出来，以专题展的形式在某个特别开辟的固定空间展出。如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举办的传统村落展、文化活动现场的传统村落图片或民俗风情展等都属于该类形式。与网络浏览、欣赏相比，此类布展形式的优势在于借助文化场所的氛围，将传统村落文化元素分类、分时段系统呈现，部分实现情景交融。如《湘西大遗址、传统村落图片专题展》通过对湘西大遗址、湘西古村落两大专题图片的集中展示，将湘西的土乡苗寨呈现在参观者眼前，使其在厚重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中体验湘西的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

二是在当地展演。这类展演方式目前主要以各类“乡村记忆馆”“村史馆”“乡风馆”等形式开展。这类展演方式除深度展现村落农耕文化历史厚度、民俗风情，为村落旅游增添文化吸引力外，最大的优势是对村民文化自觉自珍意识的唤醒。乡村记忆馆中展出的物件都真实地来自生活，如农耕工具是自己长辈使用过的，族谱、家谱记录的是自己族系的生命树，照片里的人物和场景记录的就是自己最真实存在过的生活状态，这种代入、体验的真实感只有通过当地展演才可能获得。如山东饮马村“乡村记忆馆”，馆内陈列着村里的一些书籍实物，以及村民们无偿捐赠的传统农耕农具、老式生活用品，生动还原了昔日的质朴村风，参观者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村落的民俗文化和社会生活。

2 传统村落档案社会化利用的问题

总体而言，由于对传统村落开展整体性保护时间不长，形成的系统性传统村落档案资源数量远谈不上丰厚。因而虽社会各方积极开展了文化推广、资源利用等工作，但客观来看，其仍处于探索阶段，需要总结分析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为数不少。

2.1 档案编研主体和成果类型

单一，影响面窄在实践中，通过档案编研活动激发档案信息的潜在价值、拓宽信息的受益面已累积了丰富的实践基础，亦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工作套路，但档案编研成果曲高和寡，社会化、市场化不足的问题长期存在。传统村落档案编研似乎也未能找到解决之道，因而陷入同样的困境。目前传统村落档案编研主体较为单一，仍主要是各保护主体在档案普查和汇聚基础上，对各自档案进行二次开发；编研方式仍以手工编研为主，编研成果形式以传统渠道出版的纸质出版物为主，这类出版物通常图文并茂、用纸讲究，但最大的问题是售价高昂，因此影响了销量和覆盖范围，除图书馆、研究所等文化事业单位购买收藏以及少量传统村落文化爱好者购买欣赏外，普通民众很难阅及，只能在小范围内传播。如《20 个

古村落的家底（中国传统村落档案优选）》一书是以20个具有代表性的村落档案为基础汇编形成的，遗存丰厚、调查翔实，但498元/本的定价让大众望而却步，该编研成果的传播范围由此受限。

2.2 村史编修覆盖面和多样性不足

“村落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记忆是村落的灵魂及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保护传统村落必须修复散落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记忆，而这部分可从梳理、书写村史入手， 由此引发村民关注村落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文化传统、日常生活和历史变迁，形成对于一个共同体的文化身份感”。［1］从记录村落史脉、文脉、人脉的重要性考虑，从激发村民对村落的责任与关切，对乡土文化自珍自爱的紧迫性考虑，当下业已开展的村史编修特别是西部民族地区的村史编修工作，无论是政策面向的驱动力、村史编修对象的覆盖面、影响力、参与主体的多元化程度、参与积极性，还是编修活动的创造力、创新性均存在着相当大的问题。如四川的《凤凰庙村志》《拱市村志》《飞马村志》《几安村志》等编修主体皆为档案史志部门，少有村民和其他主体参与，志书体例较为规范传统，内容包括概述、大事记、人物等部分，缺乏个性。

2.3 乡村记忆展演形式同质化、内容浅表化、场所空洞化

一是展演形式同质化。大多数乡村记忆馆、村史馆等展演场所的布展手段相对单一。一般来说，陈列物有以下几种：家（族）谱、地图、风景照片、农具、旧生活物件、民俗用具、手工艺品等，对展品的选择和布展方式有从大流之嫌，未深入挖掘本村独有的最具本土特色的代表性外化符号，如本村选址的风水、村名的来历、代表性人物等，陷入同一种模式、同一种框架，沦为生产流水线上的精神产品，失却了传统村落档案开发的主旨与本意。比如，阿坝州黑水县色尔古镇五里村村史馆展品主要是图片、老一辈人使用过的生活用品、农具等，甘孜州理塘县甲洼镇卡娘村村史馆展品也是图片、活动照片及一些老物件，两个村史馆的展出板块都是按照历史发展脉络渐次展开，但大部分内容是国家重大历史事件的摘抄，只有村情介绍、基础设施建设成就等与本村关系密切；且玻璃柜中的实物展品同质化严重，几乎如出一辙，缺少文字介绍，除了本土村民，其他参观者很难通过展品去切实感受村庄的民俗文化。

二是展演内容浅表化。课题组在四川省阆中市老观村、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黄岗寨、地扪寨（以上三地均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等地调研时，通过实地走访观察当地的村落文化展示室，发现其为展而展，形式化强烈、内容浅表现象比较普遍。在此特举一例：老观村的传统村落展室展墙上悬有一幅该村商业老街的照片，虽然取景角度、拍摄技巧、照片精度都没什么问题，但如果没有当地村长陪伴课题组调研时的现场解说，观者只能看到一字排开的商铺和被行人脚底踩得溜青的石板路，这与不少中国古镇古村老街的街道高度相似，无任何出彩之处。后经村长提示，才能注意到商铺门前无一例外地预留了尺幅相当宽大的门檐和门前走道，为此商家门面集体往里缩进数尺，好处是宽大的户户相连的门檐在雨天会形成一道天然的遮雨篷，方便路人、游商和挑夫过往，这一牺牲商业空间为营造宽松舒适行走环境的做法体现的是浸入古村道德体系中的仁、德思想。加之老观村古来就是水陆运输之枢纽，商贾云集，商业繁茂，这类儒商精神、以道取财的经商理念在该村其他古建筑和文化事项中还有生动的体现，实在是提炼村落文化特质、凝练特色的极好题材。由此可见，如果仅拍摄、展示建筑空间照片而不深入观察和记录蕴藏在建筑中的内涵和精神，不从文化层面补充讲述建筑背后的故事，仅从建筑样式上展示，其文化传承和弘扬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三是展演场所空洞化。目前利用传统村落档案材料布置展陈的记忆场所遍地开花，其中既有地域特色、民族特色、乡土特色鲜明的成功范例，亦不乏在行政命令驱动下，在争先评优的刺激下，未经科学论证和长期规划即大干快上的“应景式”乡村记忆项目，这类项目有的因展馆场地位置规划不当而人气不旺，除了周期性的游客到访参观，村民很少涉足，难以实现浸润教化功能。据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调查报告（2016 年）披露：梅江村致力于开办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室、博物馆，搜罗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至包括日常生活用品、生产农具、社火民俗用具、古纱灯等用于布展。由于博物馆是封闭的且馆址没有直达班车，远离村民生活场景，前来观展的人基本没有。此外，大多数场所展陈手段单一，以静态陈列为主，显得尤为空寂，加之展品文化底蕴不足或未经充分挖掘且缺乏资金、布展专业团队以及运行机制的科学设计，在短暂的喧嚣后便长期归于沉寂。

3 传统村落档案社会化利用的突破路径

3.1 开展大协同、大格局和全媒体开发的档案编研新探索

档案编研是传统的档案资源开发利用方式，有成熟的流程、模式和推广套路，理应历久弥新，在长期坚持的基础上积极拓新。当下传统村落档案编研成果的形成主体较为单一，以政府部门或知识精英、个体为主，今后在各保护单位有充分的协作意识和完备的协作机制基础上，完全可走联合编研之路。如依托政府部门较为充裕的资金、资源和政策优势，借助知识精英对传统村落档案的深度解读和阐释，依靠档案部门丰富的档案编研选题经验和编撰技巧，借助新闻媒体强大的宣传推广能力以及网络媒体的传播优势，共同对各保护主体共建共享的内容全面丰富、类型齐备多样的传统村落档案内容加以挖掘，使产出的编研成果在资料的全面性和关联性、叙述的专业性和诠释的深度性上都将有长足进步。

如果把单个传统村落视为一个立档单位，则该全宗所蕴含的丰富档案无论从体量、广度、深度还是开发的可能性而言当之无愧地可称之为“大IP”（ IntellectualProperty知识财产的简称），如果再把眼光放远放长，则一个省域范围内的传统村落档案集合甚至大地区范围内的传统村落档案集合则可构成省域大IP和地区大IP。围绕如此之大的IP进行档案开发，如果仅限于出版行业且只编辑出版一部或几部编研成品，则不免有暴殄天物之憾。以省域范围内的传统村落为例，当前通常作法是选择部分有价值有特色的传统村落出版单行本，进行点描式的传统村落文化宣传推广。如果围绕区域大IP便能够会集有志于保护弘扬传统村落文化的专家学者、规划设计人员等，可以一村一书的方式出版传统村落全景录的丛书，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对省域范围内的传统村落文化进行全景式描绘，形成融史料性、可读性、实用性为一体的集大成之作；二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规划设计人员因具有不同的知识背景、专业视角，可多层次、全方位深度解读传统村落历史、生态、人文、民俗等不同的文化面向，避免单一主体开展编研工作时误入单图面面俱到却又点到为止式的“全面肤浅”误区。

值得一提的是，围绕此类IP的文化开发绝不应仅局限于出版领域，进行全媒体开发更是今后的努力方向。所谓全媒体开发，是指以IP为资源基础，将档案信息跨媒体运用于多领域，当下比较流行的是在文学、影视、游戏、动漫、文创、综艺、旅游等领域围绕同一IP开发不同的文化产品，通过发掘不同文化产品之间的关联和共性，互相支持，优势互补，形成打通文化门类的全产业链的深度整合。如贵州省黔东南州肇兴侗寨作为侗乡代表，虽已频频出现于春节联欢晚会分会场、CCTV海外频道的纪录片、舞台剧场、画册等诸多场域，跨媒体的频频亮相为肇兴侗寨积攒了超高的人气，但总体而言，多以背景呈现和自然人文风光描述为主，少有对侗寨深层次精神产品的拓展性开发，各领域也基本上是各自为战，互补共赢意识缺乏，没有形成深度整合。如果能以“大编研”的大视角，以大胸襟来看待编研对象，今后对传统村落档案的全媒体开发重点在跨界合作和深度上做文章，便可发挥出全媒体的系统性优势。

3.2 以村史编修促文化复兴，将其作为传统村落档案利用的主阵地

乡村文化复兴不能简单依靠外来文化的输送或移植，根性文化复兴才是文化复兴最基本的抓手和推动力。要实现根性文化复兴，必须培育村庄价值自生产能力。所谓村庄价值，指村庄这一生活和精神家园在村民生命体系中所占据的地位和分量。杨华在博士论文《隐藏的世界》中写道：村庄价值可从“历史感”和“当地感”两个维度生产出来。历史感指村落生活能够为村民提供“生从何来，死向何处”的想象；当地感指村民之于村庄形成的主体意识。二者叠加起来，就将农民的个体生存状态与村庄时空建立了联系。［2］“历史感”的获得需要对村庄的前世今生了然于心，方知“生从何来”；当地感的获得则需要作为个体的村民在村庄的时空坐标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个体生命与村庄这一生命共同体的关联，方能在精神有所寄托、灵魂有所归依的满足中，明白“死向何处”从而坦然地活在当下。从这个意义上讲，村史集历史感、当地感于一身，编纂村史是目前应大力倡导和支持的乡村文化复兴活动。

利用村落档案材料编修村史的文化实践可考虑采用以下几种模式：

（1）传统模式。由档案史志部门为村落收集或记录档案材料，为其编史修志并出版。该模式下编修的村史优点是体例规范、系统性强。缺点则主要表现为与上一级的乡志、镇志甚至县志高度相似，四平八稳地综述村落自然、地理、气候、农业、经济等要素，自上而下写史，“烟火气”不浓，缺乏特色和个性。

（2）复合模式。由村民利用当地图书馆、档案馆等文化机构馆藏的村落档案材料，结合在村落寻访、记录的口述或文字、图片等资料，有限接受史志部门的业务指导，编纂而成。该模式下编修的村史优点一是档案支撑材料比较丰满，既有官方话语系统中的文献，亦有采集到的来自田间地头的民间材料；二是编修人一般都是村寨里的乡贤、寨老、文化人等“意见领袖”，作为本地人，他们既熟悉乡俗民情，又能接受相对正统的编修技术教育和培训，故而编修而成的村史既接地气又大致符合传统村史村志体例和格式要求。缺点是编修人与部分村民的文化意愿和诉求仍有差异，突出表现在对村史里哪些人物、哪些事情作为村里的大事应被记录，哪些是无足轻重或有伤大雅的小事不予记录等，在内容的取舍上，村寨里的“知识分子”与草根阶层并不能完全达成一致。

（3）文化自治模式。完全由村民按照自我意志记录或挑选、编排、汇聚形成。《从江档案》《阿尔档案》以及寨头村杨光全寨老组织村内寨老及小学老师编写的《寨头村志》等，都是这一类模式下的村史成品。该模式下编修的村史最大的优点在于实现了村民文化表达的权利。如果说之前的乡村文化复兴运动赋予了村民一些文化安全感、信任感、认同感的话，文化表达权利的赋予则是更高级别的赋权，因为它保证了村民可通过自我书写，自主确认历史的真实面貌并以自己的话语方式将之记录并原汁原味地进行代际传递，这是其他村史编修模式达不到的效果。缺点是毕竟村史，不管内容如何鲜活，如何覆盖生活世界，从归属上看仍是一类文本，如果只熟悉村内情况而欠缺历史意识和比较意识，文本对村落生活的映射将长期停留在表象层面，无法将物质的、观念的、生活世界、精神世界的东西加以全面统摄。

以上三种村史编纂模式各有优劣，需根据传统村落实际情况斟酌选用。从中国台湾地区、日本等国家乡土文化实践的情况来看，文化自治的修史模式获得了较为普遍的认同。如台湾地区1998 年推出的“大家来写村史”计划，强调人人参与，由社区人自己动手书写自己的历史。通过人人写史运动，“最底层的居民取得了诠释自身经验和建构共同记忆的权力和机会；尊严得以恢复，草根文化创造力得以开启，有助于丰富社会的多元文化。透过民众参与建立村史的过程，居民有机会去审视彼此的关系，珍惜共同生活、成长的经验，从而产生或增进相互间的认同，并对社区有更多的义务感。对村史的发掘和珍视，也激发了居民对地方的自信，产生了地方的荣誉感”。［3］

当然，这一模式的缺点也须尽力克服。如果将第二种与第三种模式相结合，以村民为修史的绝对主力，当地文化机构和史志部门提供应村民需求的材料支撑和编写辅导，村史的材料将更丰满，体系感更强。

需要强调的是，人人写史不是要求人人写作。特别是在不少民族地区传统村寨，有成熟写作技能的中老年人并不多见，而正是这批人，特别是老人掌握了村寨最多的历史故事和秘密，因此，村史中口述史的分量要加大，可采取村寨老人口述、执笔人记录的方式，将口述历史转化成文字记录在案，同时在村史的附录部分可补充口述部分的录音、录像资料。另外，自下而上的村史编纂在遵循基本编纂要求的同时，要尊重村民修史的底层视角和草根情结，在入史材料范围划定上更加开放：在材料类型上，除文字材料外，照片、图片、音像等承载有村史信息的要应收尽收；在材料内容上，要强调人人入史，每家每户村民生老病死、迁移、外出工作、上学、参军等基本情况均应在村史中有所记录，以保持村寨的形散神聚；在编纂体例上，应更强调灵活多元，以村民喜闻乐见、接地气的方式凝聚村史记忆。如山西省临猗县耽子镇后土营村的村史由村民王世平、张清洋合编，采用七言韵句，由甲乙双人表述，以民间演唱形式快板编演，以时间顺序分别记载了该村的地理沿革、政治演变、经济发展、人物志、大事记、轶闻传说等，通俗易懂、琅琅上口，在当地的传播效果极佳。另外，以故事体、演义体等体例编纂村史的尝试也时常见诸报端。以上探索都可为编修村史提供有益的借鉴。

3.3 乡村记忆展演力求突破

（1）展演形式力求生动。乡村记忆展演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展演内容是否独特而丰富，而且取决于展演形式是否新颖生动。从某种程度上讲，如果说“太阳底下无新事”，那么寻求“新瓶装旧酒”亦是策展人员必备的基本功。村史馆、乡村记忆馆等展演场所很难具备大都市博物馆布展时所运用的3D动画、虚拟现实等高大上的技术条件，但也可以因地制宜地创造性开展工作，如有的镇村在策划展陈时将沉睡的民间文化记忆以乡土歌曲的形式向社会推广；有的与当地农民画创作中心合作［4］，将村域环境用活色生香的手绘地图生动呈现；有的直接将档案材料融入村域环境和村民生活，把整个村寨变成生态档案馆。上述展陈方式虽然没有声光电营造的光怪陆离效果，但充满泥土气息、温暖质朴的气质有打动人心的力量。除此之外，可以从传统村落档案材料中深入挖掘乡村记忆，将其中具有较大历史文化和现实价值的重点记忆点（如历史文化名人、村落标志性建筑、特色技艺等）加以处理和重组，建构主题性记忆地图，“记忆地图能够将记忆资源结构化、体系化，建立历史记忆关联，并通过可视化方式展现，展演形式新颖直观，便于人们理解、认知和记忆”。［5］

（2）展演内容力求独特。虽然总体而言，处于同一民族聚居地、同一地理区域的传统村落之间相似性大于相异性，但村落个体多少总会有区别于其他村落的独特文化要素，这需要在传统村落档案材料中精心挑选并予以呈现。如对村落而言，村落的名称及由来背后有哪些故事？为什么先祖选址于此而不另觅他处繁衍生息？村落里出过哪些名人或独特的个体？有的村落虽可能缺乏世出的名门望族、劳动模范或文人墨客，但这并不意味着村落里缺乏可以叙述的精彩故事，村民的个人生活史、村落的家谱、族谱、村规民约等一定是本村落独有的文化元素，围绕着这些文化元素所讲述的村落故事不仅精彩而且独特，而且从对物的展示转变为对人的展示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千篇一律。况且我国有不少传统村落特别是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在档案的独特性上表现非常突出，如云南省东莲花村汉回合璧的建筑式样、贵州岜沙“最后一个火枪部落”人树合一的树葬习俗等，只要深度挖掘，展演亮点的打造就有很大希望。

（3）展演深度力求拓展。学者丁华东指出，“每个传统村落都是‘宏阔与深邃’的记忆场”。［6］虽然乡村记忆展演场所由于场地限制在物理空间上无法彰显村落宏阔感与深邃感，但在布展策划时既可通过对家谱、挂图、文书、农具、民俗用品等实物档案的巧妙陈列来相互映衬和关联，营造故事叙述的纵深感；亦可通过解读、诠释档案展品背后的典故、意蕴、风俗习惯等来展现农耕文化和历史的鲜活、有趣和细节美，揭

示村民日常生活场景和民间工艺创作中深蕴的民间信仰和审美偏好。如在乡村记忆场所中展出的大多数农耕用具使用的场景确已逝去，其生产性功能亦已丧失，这些本应以随意自然的姿态出现于田间地头、与泥土融于一体的农具被整齐摆放在洁白发亮的瓷砖地面上，被抽离了历史语境的农具毫无生气，很难使观者产生共情。而借助于档案材料的还原和能动性建构，可以编织出农耕工具所依托的岁月氛围，虚拟再现“此在”场景。在大城市的记忆展馆，或可以档案记录为蓝本，调用VR、AR等视听技术予以实现，而在扎根乡村的记忆场馆，虽没有上述技术加持，但或许一段意蕴深长的农耕故事、一曲悠远高亢的劳动号子、一首活泼欢愉的乡村民谣就可使观者产生代入感，去感受当时农具如何尽其可能地去获取土地的赐予，感受农具与耕者强烈而深沉的互动关系，激励受众了解农民的辛勤劳作过程。又如在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后沟村，民间习俗是新生儿10个月大时家人给做第一双鞋，两色拼成，男孩红黑配色，绣老虎，女孩红蓝配色，绣花朵。出嫁姑娘的结婚鞋垫不用红、绿，大多使用富贵的黄色，若姑娘嫁的是家中弟兄中的弟弟，则在婚鞋面上别一只老虎。［7］如果在展演现场只陈列小儿鞋、婚鞋和鞋垫，观者只能对鞋的配色、纹样和制作工艺产生浮光掠影的表面印象。实际上，这些看似艳俗的撞色、土气的图案所蕴含的质朴信俗与想象被完全遮蔽了。男孩红黑配色、女孩红蓝配色是源自“红配漆（黑），好配妻，红配蓝，好配男”的民间说法；婚鞋垫不用红、绿是因有俗语“红踩哥，绿踩弟”；在婚鞋面上别一只老虎则是要借老虎的威风，防止因为嫁的不是家中的老大而婚后在婆家被欺负。［8］这些朴素的充满了对生活美好向往的民间信俗托身于服饰、歌舞、仪式等，千百年来一直弥漫在村民生活世界中，这些飘零的民间记忆和文化碎片不仅需要用档案来记录和固化，更需要在展演现场获得被讲述的权利、传播的机会，故乡村记忆展演应力求对传统村落档案进行立体呈现，揭示档案生成的社会语境、深藏的文化意蕴、建构的符号意义，以充分发掘其价值。

（4）展演场所力避空洞。为使展演场所更活跃生动，更有烟火气，可尝试以下做法：第一，除平面静态陈列外，丰富档案类型和展陈手段，如增加记录村落自然风貌、民俗风情、歌舞表演等影音资料的播放，口述史讲述的录音或录像播出等都可以声音和画面填充展演场所的空间，增加生动感，使用户产生代入感。第二，将档案展演场所与其他场所功能叠加，产生集聚效应并提升与农村社群生活的关联共享性。如目前有的村史馆与当地农民画创作中心被整合到一起，使创作中心被打造为非遗文化传承与市场开发基地；有的将村史馆与村民议事场所建设相结合，成为村民民主生活的一个重要场所；［9］有的将村史馆与农村文化大礼堂打造工作相结合，通过阐发传统村落档案里蕴藏的文化渊源、精神实质和当代价值，充分体现村史馆既保存历史传统又对接当下文化精神的大格局，这些尝试和探索都可以充分借鉴。

*本文系2020 年四川省社科规划年度项目“四川藏羌彝走廊民族传统村落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与传播策略研究”（项目编号：SC20B053）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和参考文献

［1］张勃.传统村落与乡愁的缓释——关于当前保护传统村落正当性和方法的思考［J］.民间文化论坛，2015（4）：22.

［2］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3.

［3］陈板.大家来写村史：民众参与式小区史操作手册［M］.台北：唐山出版社，1998 ：16-20.

［4］［9］吕永明.以“乡村记忆档案”项目建设推动村级档案工作高质量发展［J］.档案与建设，2019（1）： 50-52.

［5］牛力，王烨楠.基于档案的城市记忆资源建设全过程模型及应用研究［J］.档案学研究，2017（1）：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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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冯骥才.20 个古村落的家底——中国传统村落档案优选［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6 ：145.

作者：王 萍 李玉灵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成都

来源：《档案与建设》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