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茧行与丝行、绸缎业的矛盾固然是货源供给的问题，然而更多的还在于人们知识的局限，不能接受厂丝（即用机器所缫丝）作为绸缎织品原料，且因厂丝出现造经“性质脆弱，不能适用”等毛病，致使绸缎商们依旧偏爱土法所缫之丝。吴县、吴江两县接到省巡按使转发农商部的意见后，立即召集两县的商会、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校长刘勋麟等相关人士一起商讨修改办法。江苏省拟订的《划分丝茧区域十二条》脱胎于吴县县政府，代表苏州丝业公所和云锦公所的意见，也代表了南京、苏州两地商会及丝绸的意愿，但并未获得农商部批准。矛盾的产生归根到底是利益不能平衡所致，而与丝业、绸缎业相较量的另一方江浙皖丝茧总公所，对划分丝茧区域的做法表示强烈的反对。

江浙皖丝茧总公所总理沈镛、协理黄晋绅、议董张守业、顾寿岳等九人联名上书江苏巡按使齐耀琳，认为世界各国在中国争权夺利，无非是推广其本土产品，而中国贫困之极，非但不向外推广土货，反而将已有出口规模与影响的丝茧划分区域，一味“循绸商之请，希图抑制茧商”，这种做法于“法律、外交、商业、民情均多妨碍”。他们认为，近十年来，由于进口多于出口，现银流入海外，国力愈弱。政府于上年冬天派员南下考察，要求各地推广土货，进口求少，出口求多，“先塞漏卮，然后可定金银之本位，保持国货之畅通。国家免增债之虞，即商民无竭蹶之患”。江浙皖丝茧总公所以日本为例，认为日本大兴工厂，专事出口生意，老百姓生活俭朴，因此经济形势日益好转。而我国崇尚奢华，花缎每尺贵至洋银两元，照样趋之若鹜，以致绸商互相竞争。中国每年出口丝不到3 万担，而国内需要15万担以上，如此国内丝价贵于出口价。沈镛们指出如果政府纵容奢靡之风，那么集全国之丝也难以满足绸缎产业之需。他们从维护国家利益的高度出发，抨击绸缎是奢侈之品，并非生活必需品，可有可无，而“出口之丝，换回外国之金银，抵制进口之洋货。多一分国内之绸缎，少一分出口之厂丝，孰利孰害，尽人皆知”。

经过调查，他们发现浙江省的宁绸，苏州的花缎，江宁、镇江的线绉，湖州、盛泽的花绉及近几年江浙一带新出产的纶华缎、线底缎、月华缎、锦上花之类的生产数量已超过之前数倍，故而驳斥绸缎商们说无立足之地是谎言。江浙皖丝茧总公所先以出口丝茧挣外汇的角度反对划分丝茧区域，继以会影响国际交涉为由希望政府维持原状。自《马关条约》签订30 多年以来，内地茧行与洋商交易颇多，往往由对方出资购置烘灶器具，焙干后运沪，生产厂丝。一旦划分丝茧区域，势必影响原有的平衡，打破原有的利益关系，包括与外商的合同等等。他们针对江苏省初定的《划分丝茧区域办法十二条》，从民情、外交、商情、法律四个方面提出反对理由。

1. 不合民情，有碍生计。按照《丝茧区域十二条》第五条规定“原有茧行如划在丝区内者，应即迁入茧区营业”，那么设为丝区乡镇所产的茧要运销到设为茧区的乡镇，如果不卖则要缫丝，而缫丝又妨碍农业。因此沈镛他们认为名为取缔茧行，实则强迫乡民少养蚕，“少养则抛弃天然地理之利益”，减少人民生计利益，一旦执行丝茧区域划分，于民情极为不利。

2. 不合外交，易生纠葛。自从允许洋商进入内地经商后，茧行往往与洋商签订合同后才开设，买卖双方各贴佣金三分作为开办费用，由于鲜茧容易出蛹，其烘灶器具或由茧行主自备，或由买客置办，双方订立合同长则20年，短则三五年。而今限制茧行或令丝区茧行外迁，都会造成华商毁约，导致外交纠葛。

3. 不合商情，无所适从。根据调查，无锡、溧阳、金坛、宜兴等地业丝者不知凡几。一旦划入茧区，令乡民改缫丝为售茧，这种做法不符合商情，也不利于商业的发展，更使蚕农们无所适从。

4. 不合法律，令人心寒。江浙僻远之地和安徽、江西等地气候适宜种桑养蚕，本拟推广，如果也像当前江浙那样取缔茧行，那么就无从改良蚕桑，令茧商们心寒，更有违法律上有关营业自由的精神。丝、茧业均为正当行业，应受国家同等

之保护，政府不应有所偏颇。江浙皖丝茧总公所最后表示：“丝、茧商业实为开辟利源出口大宗，借以抵制洋货，目今设法推广尚恐不及，讵可稍事摧残。”同时他们考虑到绸缎商们担心茧行无限扩张影响其生产经营，表示已有之茧行难以迁往他处，未开设之茧行可以另外商议妥善之法。

三

从1914年至1920年，丝茧区域划分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江浙皖丝茧总公所与丝业、缎业从各自的立场与利益陈述自己的诉求，而政府部门居于其间，一时难以决断，因而出现摇摆，时禁时驰。纱缎业杭禄记等对农商部提出的四个方面的意见也逐一反驳，认为近几年来由于洋货充斥，国货滞销，故而为保全土产、维持国货起见，理应限制茧行，否则丝、绸两业均遭绝灭之灾。中华国货维持会、江浙丝绸机织联合会、苏州与南京商会及丝业公所、云锦公所纷纷发表意见，从挽救国货的高度，继以缺少土丝将引发产业工人罢工和社会治安为由，极力主张划分丝茧区域，限制茧行，推广丝区，保障绸缎行业的原料供应。浙江省原来以50里为限设一所茧行，由于江浙皖茧商们的反对，于1915年改为20里设一茧行。到1919年，浙江省取消20里限制的规定，全面开放茧行。

1919年12月23日，苏州云锦公所呈文给苏州商会，请求对方的支持，并告知商会业已联合浙江丝绸业代表，要求谒见浙江省长，暂缓执行开放茧行的新方案，恢复50里限制茧行的规定。同时鉴于当年丝茧区域划分5年期限即将到期，云锦公所要求将已划入茧区的无锡荡口、梅村，重新划归丝区，以备苏州绸缎商们半年的用丝之需。次年2月，丝业代表邹宗淇等人又提出苏州境内六县定为“特别丝区”，改变东、西山丝茧各半的现状，让茧行全部迁出。浙江方面的绍兴、吴兴、双林、南浔、硖石等地商会，旧杭、嘉、湖、绍等属丝绸机织各业均以“茧行吸收丝织原料过多，有碍各地丝绸营业与机户生计”为由，向浙江省、农商部提出意见。浙江省向各县及南京、苏州方面征求意见，绝大多数人要求继续维护原有的丝茧划分区域，保障江浙两省绸缎业的原料供给。

江苏省的丝绸业建议将南京、镇江、苏州、常州四府定为完全丝区，辖区内的茧行全部迁到四府之外。这个想法并未得到江苏省政府的同意，当局认为只有原定江宁等六县作为丝区酌量推广外，限制各县茧行的设立，同时劝农增植桑树，提倡改良育蚕及缫丝方法，保证丝、茧两业的利益。江苏省财政厅厅长胡翔林、实业厅厅长张轶欧受命调查丝茧区域划分之争，他们以日本丝、茧两业同步发展为例，希望江苏省丝绸两业与茧业同步发展，酌量限制茧行扩张，并于省议会常会或临时会时公决。

作者：蓝无瑕

来源：本馆编《江苏省近代民族工商业档案史料研究成果汇编》

原载于《档案与建设》201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