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是以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为思想指导，在现有关系论、形态类、资源论、功能论基础上对档案记忆形成及其加工行为、过程、结果的重新阐释，涉及档案记忆再生产的构成要素、生产结构、生产过程、运动规律、社会机制等系统性内容，突出档案记忆的生成性、加工性、循环性、累积性，是档案记忆研究由“静”向“动”的转变延伸。站在档案记忆本体立场上创建档案记忆再生产理论，对突破“档案与社会记忆建构”思维阈限，整合档案记忆研究既有成果，构建中国特色档案学话语体系具有探索创新意义。

关键词：社会记忆；档案记忆；再生产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专家夏甄陶先生指出：“科学理论是思维概括反映客体的系统形式，也是主体观念地掌握客体的最高方式”，“它的任务是要把事实的内部联系、本质和规律，即事实的生命，理论地再现出来”；“面对着客观世界发展的新的事实，人们又将提出新的假说并通过证实假说而建立新的科学理论，提供关于世界的新的科学图景”。[1]在档案学领域，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Terry Cook）也曾谈到过：“档案理论不是一套无偏见形成的、总是适用的永恒不变的科学规则”，它“是根据一个时代、地域和个性的职能发生变化，这种职能一旦被认识，就会成为专业发展的动力”。[2]以此反观和反思档案记忆研究，或可从中得到一点启发和激励，那就是不能仅满足于当前的研究现状，而是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推动其理论创新和拓展深化。

1档案记忆再生产理论创建的背景和意义

1.1档案记忆观的纵深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后现代社会理论兴起、社会记忆理论影响扩大、世界记忆工程实施和电子文件普遍产生，档案记忆问题逐步成为档案学研究的学术关注点和增长点，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探讨，不仅学术论著逐年递增，而且学术活动、实践探索频繁。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致力档案记忆理论的相关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冯惠玲、徐拥军、牛力、曲春梅、郭红解、蔡娜、谭必勇等诸多学者，包括笔者在内，围绕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档案的社会记忆属性、形态特征与内在结构，档案与社会记忆的传承、建构、控制和保护，档案与身份认同、国家－民族认同，档案与社会权力结构、社会情境、社会情感的关系，档案记忆资源建设与开发，档案记忆展演与能量释放，数字档案记忆资源管理，世界记忆工程、国家记忆工程与城乡档案记忆工程建设推进，档案记忆研究学术坐标和研究纲领等议题，形成了一系列学术成果。档案记忆研究一方面促进了档案学术文化的繁荣，丰富了档案学理论内涵，使档案学在档案史料整理、档案文件管理、档案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之后，又增加了新的研究范式；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人们对档案实践进行重新审视、思考和行动，不仅认识到档案工作是社会记忆传承、建构、控制和保护性工作，认识到保存社会记忆是档案工作者的天职，同时，更重要的是完善档案资源建设，推动档案实践改革发展。

作为社会记忆研究的新领域，由于档案记忆特点和学科思维定式，与其他学科相比，档案记忆研究中更加突出关系论（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形态论（档案作为社会记忆的属性、性质、形态、特点等）、资源论（档案记忆资源的性质、档案记忆资源收集、保存与开发，数字记忆资源建设、档案记忆资源体系建设、城乡档案记忆工程、非遗档案化保护等）、功能论（档案对社会记忆传承、建构、控制、保护、展演功能，对身份认同、国族认同功能等），体现出一定的学科特色。但回顾和反思档案记忆研究成果，也可以发现档案记忆研究中仍存在许多不足，具体表现在：

一是主题分散，体系性不强，目前还很难说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一体化理论，人们总是在传承、建构、控制、保护等不同题域下开展探讨。

二是功能性分析过重，过程性解释不足，对档案记忆资源的形成、累积以及功能机制关注不多。

三是在“档案与社会记忆”的思维框架中讨论问题，本体论探讨不够，等等，需要转换思维和视角，推动档案记忆观走向完善。

1.2“档案记忆再生产”问题的提出

从档案记忆研究到档案记忆再生产，是一个自然延伸或自然深化的过程。“档案记忆再生产”问题作为科学命题的依据，一方面源自对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内涵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是源自对档案记忆资源性质及其特征的思考。

恩格斯曾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3]我国经济学家罗季荣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也提出：“社会再生产不应该老是停留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再生产理论’上。它应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4]今天，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普遍指导意义，它不仅涉及政治经济学中社会（总）资本或者说物质再生产、人口再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而且还涉及精神再生产、文化再生产、权力再生产、知识再生产等，也包含作为精神再生产和文化再生产重要内容的社会记忆再生产。

“档案记忆”作为社会记忆的一种形态，它不仅是一种文本记忆、刻写记忆、存储记忆，也是一种累积性记忆，其累积、积聚的结果，就是“档案记忆资源”。档案记忆再生产是人们对档案记忆资源进行存储、提取、加工，使其反复生成、再现、传播、利用的行为、过程和结果。档案记忆（资源）形成、累积和利用的过程具有社会再生产的典型特征：

一是具有反复性（或循环性），它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过程，而是随着人类活动展开，不断地产生、积累和利用，循环往复；

二是具有连续性，档案记忆从其产生到进入档案保管系统，再到开发利用重新进入社会系统，其间经过多个连续性环节/过程，各环节/过程相互联结，构成一体；

三是具有加工性，在档案记忆形成、积累和利用的运行过程中，处处带有人们加工的痕迹，既打上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烙印，也打上人类整理、加工的烙印。这种加工性此前人们多从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社会记忆建构理论角度称之为“建构”“重构”，而从社会再生产角度看，结合其反复性、连续性，则可称之为“社会记忆再生产”，或直接称之为“档案记忆再生产”。档案记忆再生产这一议题即以“档案记忆再生产”范畴统摄档案实践活动，以探索档案记忆本质特点、档案记忆再生产内在机制、参与社会再生产的社会机制和发展规律为问题导向。

1.3档案记忆实践的转型发展

如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所言,“档案的生产也已成为我们时代的迫切要求。”[5]在一系列国际记忆实践项目的推动下，我国的档案记忆实践活动逐步展开，目前可谓蓬勃兴起。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及研究机构等共同参与实施了以城市、乡村记忆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为代表的记忆实践项目。其中：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运用数字人文理论与技术，实施了“北京记忆”“广州记忆”“台州古村落”等多个数字记忆研究项目，引人瞩目。在当下公民权利意识普遍受到重视的时代，公民及社会组织也更加主动地参与档案记忆实践。诸如此类的自觉档案记忆实践行为在实现社会记忆传承和建构的同时，却也折射出背后的社会记忆断裂、空白、遗忘、冲突、变形等危机，值得深思。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变迁，档案和档案工作的内涵与外延均发生深刻变化，富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工作已然独树一帜。近几年，国家不断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国家大数据战略、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网络强国战略、媒体融合发展战略、文化科技创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一系列顶层设计，推进数字中国、媒体融合、文化创新、数据资源整合、开放共享、智能政务、智慧社会、文化发展方式转变、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从构筑、留存人类记忆的高度,档案记忆实践同样面临着社会转型、数字转型、文化转型等的多重机遇与挑战。类如有传播学者将媒体记忆的生产机制视为媒体记忆研究的首要批判性议题[6]，何为档案记忆的生产机制及如何确保该机制的持续运行，或将成为重大的理论课题和实践命题。

1.4创建档案记忆再生产理论的意义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指出，“一种理论对科学知识增长所能作出的最持久的贡献，就是它所提出的新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7]在承继档案记忆形态论、资源论、功能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并探讨档案记忆再生产问题，努力构建档案记忆再生产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从档案记忆再生产这一新的理论视点出发，不仅可以整合档案记忆研究既有成果、开拓档案记忆研究新空间、助推社会记忆研究新发展、打开学科知识交汇的新门径[8]，更重要的是，促进思维框架和问题意识转换，推动档案记忆研究进入新阶段。

“档案记忆再生产”既可以看作是“档案记忆”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将其视为“档案记忆”研究的一部分或理论内涵的深化，也可以看作是“档案记忆”研究的新视界、新方向。“再生产”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涉及对社会/档案记忆施加影响的一切行为、过程和结果，因而具有档案记忆理论转变的性质。

受哈布瓦赫社会记忆建构论的影响，就研究主题和内容看，目前中外档案学界有关档案记忆观的主流话语中，存在着一个突出的思维框架，即在“档案与社会记忆建构”的视野下，探讨档案记忆的诸多议题。这种思维框架有助于人们从社会记忆整体中思考档案和档案记忆，但也是导致档案记忆研究体系性不强的主要原因。突破“档案与社会记忆建构”的思维阈限，以“再生产”作为新的思维框架，可以重新确立档案记忆本身在“档案记忆”研究中的本体论地位，强化对档案作为社会记忆性质的认识，并由此产生新的问题意识，探索思考档案记忆再生产的运行机理、生产环节/过程、功能机制和运动规律，理论空间和创新潜力巨大。

此外，档案记忆观对档案实践领域的理论影响力有目共睹。特别是对于非规范组织的档案信息资源建设，“传统档案知识对档案形成机制的阐释”具有明显局限性[9]，档案记忆观可显著弥补这一局限。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运用到档案记忆研究中，整合多学科思想资源，注重发掘、运用、阐释我国的档案、档案资源和档案实践，培育并打造契合中国档案实践特点和时代特征的档案记忆再生产理论，或许是打造中国特色档案学理论、构建中国特色档案学话语体系的有益探索和积极尝试。

2档案记忆再生产理论创建的思想理论基础

2.1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

社会再生产理论源起于法国古典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古典学派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内涵包括再生产是物质资料再生产、精神再生产、人口再生产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统一；再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再生产过程涉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等等。“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10]社会再生产过程包括直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研究流通过程的根本就在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消费问题”[11]。虽然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最终目的是“揭示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深化《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但其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它的直接应用性，而在于它方法论上的启示以及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12]

社会再生产理论中与社会记忆再生产、档案记忆再生产密切相关的首推精神再生产。马克思的精神再生产理论直接反映在法律、道德、艺术等生产的相关表述中，其范围与内涵极为丰富。“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3]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精神再生产的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档案记忆再生产作为精神再生产的内容之一，与社会关系再生产、人口再生产、物质再生产等相互渗透、交织作用，同样适于采用社会再生产理论加以分析。

2.2社会文化再生产理论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社会再生产研究已从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拓展至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学科领域，涉及社会运行中文化再生产及其相关联的精神再生产、知识再生产、符号再生产、制度再生产、权力再生产等，题域广泛，成果丰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成果有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文化与实践理论》、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等。萨林斯提出与实践理性（功利）相对应的意义理性（文化），认为社会生产“实际上是对象系统中的文化再生产”，“如果说人生产的不仅仅是存在状态，而是‘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那么，必定可以得出结论说，这种整个自然界的再生产构成了整个文化的再生产。” [14]布迪厄创立了社会文化再生产理论，提出通过学校教育，反映上层阶级利益的社会秩序得以再生产并合法化，强化了社会阶级不平或社会结构。“学校在再生产各阶级之间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配的同时，促进了阶级关系结构的再生产。”[15]

基于社会文化与社会记忆的关联性，社会文化再生产理论可以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社会记忆再生产/档案记忆再生产是一种社会存在或社会事实，而且可以让人们认识到社会记忆再生产也寓于社会物质再生产之中，对社会结构或生产关系也具有形成、维系和促进功能。

2.3 社会记忆理论

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自提出并探讨“集体记忆”以来，百年间社会记忆（或历史记忆、文化记忆等）研究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美国文化人类学家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法国历史学家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德国文化学者哈莱尔德·韦尔策（Harald Welzer）、扬·阿斯曼（Jan Assmann）、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以及我国学者王明珂、景军、葛兆光、孙德忠、陈蕴茜、王汉生、赵静蓉等，对各自关注问题进行探讨，社会记忆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界不可忽视的学术文化现象，对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哲学、档案学等众多学科领域正在产生着日益深刻的影响。

在社会记忆研究中，虽然对再生产问题直接论述不多，但通过研读经典著作，稍作分析，就可发现其中寓含着丰富的再生产思想精华。比如阿莱达·阿斯曼在《回忆空间》中指出：“记忆不再仅仅是一种复制的能力，而是一种确确实实具有生产力的能力。”[16]；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中也指出：“从群体的角度看，记忆是一个分配的问题，是群体在其内部，即在其成员中分配的一种知识。”[17]再如皮埃尔·诺拉主编的《记忆之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法国国家记忆再生产的历史回顾和梳理，从七月十四日、《马赛曲》，到埃菲尔铁塔、环法自行车赛、少女贞德、自由·平等·博爱、拉维斯的《法国史》，等等，这些历史文化事项通过对社会记忆的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型塑着法国国民意识，进而成为“记忆之场”。诺拉指出，“正是这种希望获得承认的要求令民族记忆没有变成确定的成果或封闭的清单，而是变成了一个不断构建和变动之中的力场。”[18]

美国学者沃尔夫·坎斯特纳（Wulf Kansteiner）认为，“我们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记忆制造者、记忆使用者以及视觉上的和杂乱的表象对象和传统”[19]，以促进对象、记忆制造者和记忆消费者间的公开对话。转变一下思维框架和问题意识，就可以发现，社会记忆理论成果或多或少都与再生产相关联。不过，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学科关注点不同，目前的社会记忆理论研究也存在着侧重记忆建构的社会制约因素（权力结构、社会情境、利益诉求等），而忽视了记忆建构的资源条件因素；侧重记忆形成的社会交往（互动、仪式）过程，而忽视了记忆内容的组织加工过程；侧重记忆结果的“图像”建构性和功能性，而忽视了其结果的物态化（实物、文本、影像）和累积性等不足，弥补这些不足正是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可以发挥的空间。

3档案记忆再生产理论的初步探索与基本认知

3.1记忆再生产理论的初步探索

档案记忆是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或一个特定领域，与其他社会记忆研究领域相似，虽然档案记忆再生产直接探讨与论述也不多，但档案记忆研究与再生产也存在很大关联，其中包含了丰富的记忆再生产思想。如特里·库克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全世界的档案人员，仍然在建造记忆宫殿”[20]时，自觉和不自觉地采用了什么样的设想、理论、概念、策略、方法和实践，又是如何反映社会现实的呢？延伸思考一下，对“档案记忆宫殿”的建造是否可以理解为档案记忆生产与再生产的结果；再如冯惠玲教授倡议在档案记忆观、资源观“这两个极为重要的档案观念的接壤处”[21]开展“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建设时，是否也是在探讨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再生产。社会记忆生产和再生产的流程可依次划分为“唤起、重构、固化和刻写”四阶段[22]。档案记忆在每一阶段都有体现，并有自身的再生产特点与规律。档案记忆研究很大程度上属于记忆再生产研究范畴，这些都为档案记忆再生产理论创建提供了学术积累和学术铺垫。

近年来，社会再生产理论已开始逐步引入社会记忆研究中，如2012年，辛奇·科恩（Simchi Cohen）以皮埃尔·诺拉关于记忆、历史和档案的论证为背景，阐释了档案在记忆再生产中的意义。[23] 2015年，笔者提出展演“也是一种再生产行为”，“电子传媒与网络媒体的发展为档案记忆再生产、档案记忆展演、档案记忆能量释放提供了重要途径和广阔空间，其潜含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都很丰富，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24]随着认识的深化，笔者近年先后发表《论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实践特征与当代趋势》《论新媒体传播与档案记忆的意义再生产》《论社会记忆再生产的基本结构》《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的学术价值与问题思考》等学术论文，以此推进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

3.2 档案记忆再生产理论的基本观点

通过对档案记忆再生产问题的探索，笔者现就一些基本想法和认识总结如下，抛出批判的“靶子”，供学者讨论、裁断和完善。

第一，档案记忆是一种从中介切入的社会记忆形态，档案记忆再生产是对档案记忆施加一系列影响的行为、过程和结果，是社会记忆再生产的典型类型和重要组成之一，从属于精神再生产、文化再生产，遵从社会再生产的总体规律。档案记忆再生产现象客观存在，存在并延续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时空。凡涉及档案记忆延续、传承、建构、重塑、复活、再现、控制、利用等行为都可视为档案记忆再生产活动。这是对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基本定位或定性。

第二，档案记忆再生产包括生成性再生产和加工性再生产两种基本形态。其中生成性再生产涉及档案记忆的形成，是社会记忆的档案化过程；加工性再生产涉及对档案记忆的整理、保管、开发、利用，是档案记忆的社会化过程。生成性再生产与加工性再生产的连续转化及其循环往复，构成档案记忆再生产的运动系统。

第三，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基本结构包括形式再生产、内容再生产和意义再生产。其中形式再生产涉及档案记忆形态的转化，是对档案记忆的载体转变；内容再生产涉及记忆内容的提取、编码、存储、加工、重组等，是对档案记忆内容的重新组织或对记忆事项的重新叙述（内容叙事）；意义再生产涉及对档案记忆内容的时代阐释，是对档案记忆事项意义的重新理解和揭示。三者统一于每一次档案记忆再生产的行为、过程和结果。

第四，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基本过程包括生成、加工、传播（分享）、利用（消费）四个主要环节。这是根据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四大环节，结合档案记忆再生产实际，对档案记忆再生产过程的分解。这四个环节涵盖档案形成、管理、开发、利用全过程，每一环节又具有各自不同的具体内涵和特点。

第五，档案记忆既是社会（记忆）再生产的条件性资源，也是社会（记忆）再生产的累积性、结果性资源。档案记忆既是无形的，处于人们意识和认知之中，又是有形的，属于记录存储的记忆，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累积的档案记忆是人类经验和智慧的结晶，也是人类开展新的社会（记忆）再生产的资源。突出资源性与累积性，显示出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与社会记忆研究的典型区别。

3.3档案记忆再生产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成

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指出：“所谓理论，即是一种阐释体系。” [25]创建档案记忆再生产理论不是一种单纯的命题表述，而是要通过连续的系统性研究，不断生产和积累档案记忆再生产知识，形成档案记忆新的理论体系或系统阐释。就现有理解看，大体可从以下几方面来构建档案记忆再生产的理论体系：

第一，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的思想理论与社会实践基础。即通过重新梳理和解读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文化再生产理论、社会记忆理论等，为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提供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通过分析档案管理、历史书写、仪式展演、日常生活等社会行动中记忆再生产现象，为其提供社会实践基础。

第二，档案记忆再生产的系统构成与基本特点。结合社会记忆结构分析，全面分析档案记忆再生产的系统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明晰档案记忆再生产的主体、客体和生产关系等，剖析档案记忆再生产系统的运行机理，分析把握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基本特点。

第三，档案记忆再生产的正当性分析。围绕人们对档案记忆客观性、真实性质疑，从社会运行角度分析档案记忆再生产结果的客观真实性；结合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功能分析，探讨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合理性；结合档案记忆再生产现象的历史演变，考察档案记忆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探讨确立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合法性。

第四，档案记忆再生产结构分析。即解析档案记忆再生产的三种结构——形式转化、内容叙事和意义阐释，探讨三种结构在档案记忆再生产中的功能及其相互作用关系，阐明三种结构实现过程的不同方式、各自特点和内在机制，是对档案记忆再生产的静态分析。

第五，档案记忆再生产的生产过程。运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关于生产环节的论述，探讨再生产中档案记忆的生成、加工、传播和利用过程，考察各环节的具体方式、特点及相互作用关系，是对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动态分析。马克思在论述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时指出：“生产提供给消费的并不止是对象，它还赋予确定的外形、特征以及结果。”“消费不仅是通过生产客观地创造出来，而且也是主观地创造出来。因此，生产创造了消费。”“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出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出主体来。”“消费表现为一个生产的因素。”[26] 等等。这些论述对深入思考档案记忆再生产环节及其再生产机制，无疑具有巨大的启发价值。

第六，指向特定记忆的档案记忆再生产。结合理论热点和实践发展，从记忆形态上包括数字记忆、媒体记忆、空间记忆等；从记忆群体上包括社群记忆、个体记忆等；从记忆内容上包括地方记忆、政治记忆中的红色记忆、创伤记忆、边缘记忆等。据此，也可形成与学界其他领域议题如政治记忆再生产、空间记忆再生产、地方记忆再生产等的理论对话。

第七，档案记忆再生产的伦理关怀。结合记忆与“反记忆”、记忆分享与争夺，运用伦理学知识探讨档案记忆再生产中基本伦理问题，如责任、公平、正义、良知、宽恕等；结合对“被遗忘权”的关注，探讨档案记忆再生产中的遗忘机制与伦理要求；结合当前社会日趋复杂的“反记忆”现象，探讨档案部门参与社会“记忆治理”的责任、方式和途径；结合人工智能伦理等前沿议题，探讨数字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的档案记忆伦理。

第八，档案记忆再生产的社会机制。分析考察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各种社会制约因素，揭示再生产的社会规则与社会机制；探讨档案记忆再生产参与社会再生产的运行逻辑，解析交织其中的文化再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制度再生产、权力再生产等；结合“新发展理念”和社会变迁，思考档案记忆再生产的实践策略。

当然，档案记忆再生产内涵远不止上述几点，需要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步发掘凝练，逐步形成相对完整的体系，以提高其学术影响力和实践解释力，需要档案学者不断探索和努力。

4推进档案记忆再生产理论创建和发展的几点思考

4.1坚持档案记忆理论范式的研究思维

“范式”或“研究范式”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是团体承诺的集合，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27]自档案记忆研究开展以来，人们已普遍认识到档案记忆理论所具有的范式意义。根据托马斯·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确立了一个范式，就建立了一种“常规科学”，在此常规科学中开展的研究工作都属于“解谜”的工作，即扩大范式的“所能应用的范围和精确性”，推进理论的发展。

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的基本理念或前提预设就是坚持档案记忆观，承认档案是社会记忆的一种形态，具有社会记忆的质性和特点，这是学术共同体的“共有的信念、价值”。档案记忆再生产与档案记忆研究之间无论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抑或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关系，它仍然属于档案记忆理论范式的范畴，而不是出现了新的研究范式。因此，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仍需要坚持档案记忆理论研究的范式思维，继续“澄清范式所已经提供的那些现象与理论”[28]。

4.2明确档案记忆再生产理论的研究思路

在档案记忆理论范式思维下开展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在研究方向和思路上，需要注意两个方面。

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对于研究社会再生产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是档案记忆再生产的思想理论基础，也是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及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列宁、卢卡奇等对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相关论述，需要研究者原原本本学原著、读经典，深入解读和悟透其中蕴含的社会再生产思想，引导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有更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思想创建。

二是突出档案记忆本体论，并注重与社会实践关联。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一个关键的视野转变，就是突破“档案与社会记忆”的关系思维框架，对档案记忆自身的形成、转化、传播、分享、利用等进行重新解释。档案的产生、保管和利用具有社会普遍性，因此档案记忆再生产现象也广泛地渗透在社会实践中。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需要立足档案部门与档案实践，以档案生成、管理、开发、利用和档案记忆工程等为重点分析对象，突出档案记忆本体的特点和特色，分析把握档案记忆再生产的结构、功能、行为、过程与结果；同时也需要注重与社会实践关联，将普通用户利用的行为视为档案记忆接受和消费行为，分析考察再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影响因素，做到内外结合，整体统一，提高理论的抽象性、解释性和适用性。

4.3增强与社会记忆研究之间的学术对话

社会记忆理论是档案记忆研究形成发展的思想理论资源和重要推动力，对档案记忆研究起到深刻的影响作用。传统上，受哈布瓦赫社会记忆建构观的影响，社会记忆研究领域，也包括档案记忆研究领域，大都采取建构性理论思维，强调社会记忆/档案记忆的建构性。但是，21世纪以来，社会记忆研究领域出现的两方面变化，为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与其展开学术对话创造了有利条件。其一是文化记忆研究的兴起。如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研究不仅推动了社会记忆研究从哈布瓦赫的“社会框架论”走向“社会－文化”范式 [29]，而且其中包含了许多再生产的因素，比如存储记忆与功能记忆之间转化、文献典籍神圣化（“卡农”）过程等，可以与档案记忆再生产分析对接。其二是社会记忆再生产研究的出现。如台湾学者蔡政良以都兰阿美人为例，探讨该部落内部如何将社会记忆转化成为一种协调外部力量的资本；廖英的《论报纸的社会记忆再生产》提出报纸等传统媒体的社会记忆再生产弥补了社会记忆碎片化的缺陷，挽救了社会记忆的危机；雷露沁《社会记忆再生产模式》、刘岩《老工业基地的创意景观改造与城市记忆再生产》等，重点探讨了在社会变迁背景下地方传统记忆再生产及其保护传承方式，等等。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中增强与社会记忆研究的学术对话，可以吸收更丰富的知识“养分”，同时也为社会记忆再生产研究提供经验贡献。档案记忆再生产或许可以称为社会记忆再生产研究的典型场域。

4.4强化与档案实践创新发展的思想融合

理论联系实际是学术研究的一般性要求。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在研究着力点上虽突出解释学取向，强调将档案记忆再生产置于社会（记忆）再生产的整体性框架中，对档案记忆现象加以理解和阐释，但也要面向实践，通过具象分析和实践，生产出更具有解释力和预见性的知识。

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对践行新发展理念、推进城乡档案记忆工程、深化社会记忆治理等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的新发展理念，《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将其作为档案事业发展指导思想，档案领域如何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需要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通过对档案记忆再生产运行机理和运动规律的揭示，可以让档案部门思考如何更加人性、更加主动地生产和输出记忆能量，推进社会树立正确的历史意识和价值观念，促进社会和谐与身份认同，服务国家和社会治理，促进档案事业的转型发展和能级提升。

作者：丁华东 张 燕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东华大学档案馆

编辑：李雪彤

来源：2021.03.01档案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

原载于《档案学通讯》2020年第4期